贫富差距、社会分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同义词，古典情感消失于无形，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机械化。

另一方面，时代在变，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弱也在变。以经济理性人为出发点，以效益最大化为基本准则，以成本一收益为尺度，重新描述和评论法律世界。

这本教材还想以分析实证主义来批判道德哲学，但做得不成功。政治法理学者与明星法理学者 失去根基和信仰的法理学，就如同没有了爹娘的孩子。在法律原则与规则、法律行为、正当法律程序、法学方法论等方面，高教版《法理学》的每一次再版都吸收了西方法学研究的新成果。紧接着，5月28日，《法学研究》编辑部和《法律与社会科学》编辑部联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承办了 社科法学与教义法学的对话。或者泛泛化，走向辞典型的法理学。

而法律教义学则是法学中的实践理性，是法律规则和法学理论中间的准形而上学。表现在这本《法理学原理》里的，便是第四编法律价值论，全编就一节内容：法律价值总论。[20]在农耕村落的社区日常实践上，其功能不仅支持并正当化了父为子纲，更可能全面增加家庭和农耕社区的福利产出。

因为农耕村落的有序治理本身就是整个社会和平的政治安宁的一部分，为历史中国的政治治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大大节省了农耕社区对国家政治权威和正式法律制度的需求。由此方能理解，在儒家经典中，为什么齐家一直同治国和平天下并列。持久嵌在天高皇帝远自给自足的农耕村落和家族中的农民实在离不开这个群体和社区了。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0页。

从社会生物学原理上看，由于自私的基因，所有生物的天性都更关心繁衍后代，而不是关心上一辈。没有一种制度可能建立于爱之上。

[15]参见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8页。由此则可以看出，后世中国历代王朝把不孝作为重罪，而从未从法律上强求父慈，实在是非常明智的制度设计，既深刻洞察了人性，又有深厚的社会关切，这是一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制度设计。而民间更多关注家庭和社区组织、秩序和制度。这一原则令每个人对自己从家庭、农耕社区中可能获取的利益数量和甚至种类都会因此而相对确定。

很少会有来自社区外部的违法者，想想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形。这就是要听话，因为其为人也孝[……]，而好犯上者，鲜矣。二、父父子子与父为子纲 首先讨论父子关系。[7]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民有二男者倍其赋;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参见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89页。这是一条理解和解说儒家思想的路，对于儒家的志士仁人有意义。

参见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50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以或强或弱的制度要求儿女为父母提供基本生活资料，老人生活注定悲惨，或成为老人所在农耕社区的负担。

这或许就可以解说，为什么至少春秋战国时期，老有所终就为当时儒家哲人明确为农耕社会的一个普遍问题。这就转而要求我们关注历史中国的另一更具体的制度规范，儒家所谓的人义,父慈子孝。为什么历史中国的行政司法实践就几乎从没听说对父不慈有过制裁。例如，同姓农耕村落也会重视个人能力对于家族宗法组织的贡献。一旦获得了超越家庭或血缘群体的意义，这些规范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就有了新的意义。[8]但中国是大国，受当时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和交通通讯的限制，朝廷的人力财力相当有限，除了天下太平，其他问题上，普通农人指望不上朝廷，因此一直也就不大指望——帝力与我何有哉？![9]秦汉之后中国政治治理的传统大致是皇权不下乡。

其次，也还可以将父慈子孝视为一个双务合约。但即便仅仅上面的分析论证也足以支持我在开篇时强调的，历史中国的齐家是宪制问题，有关基层社会组织和秩序。

荀子就特别指出长幼有序有便利社会行动的功用，事业捷成而有所休。治国处理的基本是公共事务，为天下黎民百姓提供和平，强调公事公办。

[1]秦汉之后的中央集权也没改变这一格局。更无法设想，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各有妻儿家小的儿子就其小家庭的事务还不断请示他们的父亲。

父子关系是农耕社区组织层级关系的缺省设置。历史中国中的农耕村落当然没有这样的法律概念，但这不意味着就没有与此功能类似的社区舆论和说法。但由此也还可以看出，长幼有序诉诸的不过是所谓的自然序列。资源富裕程度，人口密度，与其他群体——包括同一文明的或不同文明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或为有效抵抗频繁程度不同的自然灾害、猛兽袭击，甚或仅仅是有能力承受某些恶疾肆虐存活下来，都需要并一定会催生更大（或更小）的群体。

[22]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这就大大降低了农耕社区的组织成本，可以简单获得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最大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

或是于族内择齿德俱尊立为族长，或是公举族中之贤者以辅之。即便在王朝政治实践上，这一思路并不成功，[40]却还是为历史中国提供了一个大约持续了2500年的宪制/政治/法学理论范式。

相关的分析参见苏力：《何为宪制问题——西方历史与古代中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5期。历史中国的历代王朝也曾以各种方式不同程度地关注了农耕村落乃至家庭的组织治理，典型如商鞅变法之后的秦。

它还可以或应当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并由朝廷选任政治精英来治理。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后代则习惯沿用了孔子的老贼说法。即便看似特别强调亲亲、分封诸侯的西周也并不例外。

如果真的是基层政权，也就没必要提齐家问题，完全可以将之便利地归在治国麾下。但我也承认，贤贤与亲亲的区分并不绝对，有交错和重叠，因为世界上有许多事就是交错重叠的。

州吁甚至杀了继位君主，夺取了王位。但中国古人更敏锐察觉，作为一个不含道德评判的有关男子生物特点的经验命题，父亲通常不如母亲更疼爱和关爱孩子。

[21]参见[美]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119页。这类例证是大量的，历史上时而有父亲——我却一时想不起有哪位母亲——为了某种他认为更高的利益牺牲自己孩子的（突出的是男孩），如大义灭亲的石碏、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或二十四孝中的郭巨。